从1949年到1965年，书法理论基本处于新的启蒙阶段，技法、古代书论的疏证和释注、古代碑刻和法帖的简介等人门”、“概说”、“笺证”之类是其主流，另外考古、文物介绍中也涉及到部分书法方面的内容。影响较大的为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的几本书及沈尹默的几篇文章。沈文如《谈书法》（1952）、《书法漫谈》（1955）《书法论》（1957）、《王羲之与王献之）、《二王书法管窺（1958）等连续几年发表，给寂寞的书法界带来了较大的震动，“二王”书风因此也成了人们所注意的主要风格，然而包括其他名家在内的书法文章，具备较深广的理论意识者微乎其微。从史的方面都是罗列书家、书作，而作为能以高屋建领的眼光对书法进行历史的、美学的闻释者几乎没有。我们所仅见到的篇关于书法美学方面的文章，是宗白华先生于1962年所写的《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但此文由于斤斤于书法象形的因素与现实生活某些物体相象这一颇为机械的论点，而未能从美学的多角度展开论述，从而使得五六十年代这唯一的一篇书法美学论文也未达到应有的高度，甚至连三四十年代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一些文艺理论家、美学家谈及书法美学的深度也似乎有些距离，这应当说是受了当时文艺理论教科书上流行的机械反映论观点所致，但书法美学文章能在当时发表的本身，已对不承认书法是艺术的观点给予了非直接的驳斥，尤其以北京大学美学权威的身份写此文章，确也给书法独立于艺林之中以相当大的支持。当我们综观了当代前十几年的书法理论后，则不能不对1965年所发生的关于王羲之《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一场大辩论予以特别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因为它的中心同题是书法，由书法起因而涉及到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美学、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广泛的内容；参与辩论的作者及所涉及的人中，有书法家、学者、教授、政治家、国家高层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关注和指示，使这场论辩具有了广泛而深刻的全社会意义，其规模、规格、层次和深度均使它成为整个书法史上绝无仅有的重要事件和震动整个社会、光其是文化界的奇观。 
起因由郭沫若的论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引起。 因《兰亭序》一文，在其后所编的文集中均以临河叙》为题出现，内容也不尽相同，“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加之《兰亭》所存全为临本，据说真迹已陪葬昭陵，故自唐即有人怀疑其真。此后南末桑世昌、清代孙星行、何绍基、赵之谦、李文田等也曾在笔记、跋文中提出过此论点，但影响均不大。因为李世民所树王羲之为唯一的书圣，其代表作《兰亭序》也借萧翼智赚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已为历代所论定。而郭沫若却以其对书史和文字学的谙熟，加之考古和思辨上的功力，在掌握了《王谢墓志》等东晋新出土文物的基础上，提出了东晋时不可能有王羲之那样妩媚和秀润的书体，并从文字内容为后人所伪造的观点上，从根子上彻底否定了《兰亭序》的真实性。 这一甚至要对中国书法史作完全重新评价的论文一出，在当时寂寞的书坛和文坛中无疑如掷下一巨，激起了巨大的浪花，几个月中，支持者、反对者络绎不绝，展开了一场空前的辨论。支持郭论点者主要有于硕、宗白华、启功、徐森玉、龙潜、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等；反对者有唐风、严北溟、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等。持反对观点者，实际在书家中还不少，但使人莫明的是，包括沈尹默这些甚至以“二王”为艺术生命的书家都保持绒默。虽然大多数书家没有直接介人，但由于对王羲之及其书法所形成的看法与郭相左，总会有人站出说话的。高二适，这个曾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学者，此时仍然以其学识和胆魄敢于振臂一呼，写出了《兰亭序真伪驳议》一文，寄给了与之观点相同而为毛泽东老朋友的章士钊，章将高文送毛泽东，毛看后认为可展开讨论，他在致章的信中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样，高的文章才得以发表，并能引起论辩，否则，以郭之地位与威信，当时很难发表与之相左的文章八十年代以来，《兰亭》之争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到目前为止，反郭派已从新发现的晋人残纸等文物中找到了与王书近似的书风，加之郭的去世，反对派遂又有回潮之势。但否定《兰亭》者仍大有人在些刊物、文集仍不断发表此类文章。关于《兰亭》论争孰是孰非的问题，恐怕若干年内都不可能有一个。 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也许到掘开昭陵找到《兰亭》真迹后才能证实它的存在。但反对者说：即使李世民墓中有《兰亭》，也是当时造的赝品。鸣呼，此等公案，只有待后人评说了！ 
我们可以不去考虑此次论的政治背景，仅论本身，已具相当大的意义：也许从那时起，我们的书法理论研究不再斤斤于“现象”的阐述，而是已将书法置于整个大文化中去客观地、系统地、逻辑地把握它的规律。人们如同站在三维空间之上，俯视着书法的发展。如果说今人已对论辩内容本身兴趣减弱了的话，那么，作为研究方法，作为书法学问之道，已走出了较为闭塞的阶段，从而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从积极方面去看，它的成果和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另外，论辩的过程，也使国内学术界、思想界、艺术界以至政治界，都将目光转向书法，无形中做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书法普及和宣传工作，这对后来书法的大普及和走向热潮起到了一个铺垫的作用。 当然，由于此次辩论的规模之大、权威之多、层次之高、时间之长，使它不唯在书法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对整个学术界无疑也给予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搞学术，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考释严密，校勘精到，不能以孤证论定某重要观点；尤其如此重要的学术问题，不能靠两个权威人士进行裁决。真理是在思想的火花的互相撞击中显现的。 节选自周俊杰【当代书法史论纲5《论辩奇观》】 
| 
发表于 2019-7-29 09:44:22